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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艺术作品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治理情况。

程颐之所以如此批评，是因为从吕大临前后的改正来看，其初稿认为张载见到二程就像陈相见到许行一样是尽弃其学（《孟子·滕文公上》）。而杨时也喜欢谈论关洛之学的关系。

[23]、程颐：《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8页。不然的话，也就不足以说明其相互的共语道学之要以及张载带有总结性质的涣然自信了。为了澄清这一段历史真相，笔者特从张程一生交往的角度来还原这一段人为塑造的历史以及其各种说法的具体形成，进而还原张程之学的本然关系，以为人们接近道学形成之实际历史提供一助。按理说，这一点也是吕大临所撰《行状》最应当明确交代而且也最有资格交待说明的，但吕大临前后两稿所共同提到的却只有一个弃，至于张载究竟弃了什么，吕大临始终没有明确点出来。伯淳忽叹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来此地说此话邪。

[13]、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271页。）[3]这里必须先对张载与二程的关系略作交待：张载的姑母为程珦（二程父亲）的母亲，所以二程也一直将张载称为表叔。但这里既没有坐虎皮的记载，也同样没有张载尽弃其学的表态包括所谓乃归陕西的记载。

反倒是一生以程颐为学习与效法榜样的朱子，由于自己急于塑造道学传授谱系的心理，因而不仅借助讹传来重塑历史，而且还以误枉先贤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为其个人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则尹焞关于张程京师论《易》的传说应当说是最不可靠的，而其用语之轻佻甚至也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否就真的就出自程颐晚年最为器重的弟子一、吕大临：京师论学说的提出张载去世于1077年，两年后，其门下高弟吕大临撰写《横渠先生行状》，其中涉及到张载与二程的关系，于是，其《行状》中便出现了如下记载：嘉佑初（1056）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尽弃其学——引者加注。《朱子语类》卷九十九，第2533页。

[24]再下来，就是朱子通过《伊洛渊源录》来直接塑造两宋道学之传授谱系了。其门人冯氏、祁氏、吕氏记其序言，各为一书，熹尝得而伏读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气者，几微之际，所助深矣。

作完《横渠先生行状》，由于三吕（吕大临与其两位兄长吕大忠、吕大均）连同张载的其他门弟子一并东入洛阳拜二程为师，因而同时也就带去了《横渠先生行状》。其二，朱子之所以要展现程颐在论心、论天、论易、论仁、论性方面的内容，大概在朱子看来，这也就应当是对周敦颐所谓道体之普遍性落实及其存在之遍在化内容的展现。[15]、朱熹：《六先生画像赞》，《朱熹集》，卷八十五，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86页。但对于其所面对的张、程之学，则由于其同时并存的特点，因而朱子也就完全可以从理与气两边分头取值的方式并对其各自进行独立的定位。

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四、三方互证：京师论《易》的大致轮廓实际上，张载与二程的京师论学（《易》）并不是一件永远无法澄清的事。因而，这就成为一本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了。实际上，这就成为宋明道学史中的一个大问题了。

但是，由于其急切地塑造道学传授之谱系意识，却促使他不得不在尹焞门人所记的基础上稍加整理，所以就在同一年，他就已经撰写出《六先生画像赞》与《伊洛渊源录》了。[9]但这里可曾有一点跟从二程学习的影子？因而对于此事，大体上也就可以归结说，程颐后来无是事的明确否定以及其对吕大临无忌惮的批评，也就可以为这件事画上句号了。

实际上，当时（1056）张载之所以在京师，目底全然在于来春的春闱（二程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而来的）。而通过这种勇撤皋比的像赞与尽弃其学的讹传，于是也就有了朱子漫为两可的结论：……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

另外，所谓晚逃佛老究竟又是什么时候逃佛老的呢？张载对佛老的批评已经见于其最早的一部著作《经学理窟》，这应当说是张载接受范仲淹的建议读《中庸》之后不久的事，朱子则试图以此暗示这也是张程京师论学的结果。但这一说法并非完全出自历史的真实，其形成反而具有某种递加传衍与层累造成的特点。就从吕大临的初始记载与游酢、杨时之各种无名头的传说来看，这次讨论说到底不过是一般性的论学——共语道学之要而已，而且张载当时的对话对象也主要是程颢而并不是程颐，因而这种京师论《易》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尹焞为了抬高程颐而故意生造的说法。至于程颢，则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往往会遭到虚化或弱化的处理。当时，程颢尚在京师参与熙宁变法，所以吕大临所撰写的《行状》就上呈程颐，并且马上就受到了程颐的明确批评，并责命其删去相关不实的内容，但并没有终止其流传。[11]、程颐：《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36——437页。

从朱子的为学经历来看，朱熹始读二程与张载之书，用力于二程为己之学。既而得闻先生议论，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

其三，从张载说二程尽及四十来看，这表明张载此时已经是五十开外的晚年。但朱子却非但没有辨析，反而是在尹焞传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系统化，这就使其成为两宋道学中的一段铁史啦。

但其这些说法却分明是从吕大临的《行状》而来的，所以其中就有所谓友而师之以及尽弃其旧学之类的表达。仅从朱子对张载的这一像赞来看，说明他也是完全依据程颐弟子尹焞的说法来构筑其勇撤皋比一说的，而这种说法，恰恰又是以表彰的方式强行给张载安排了一个勇撤皋比的历史事实。

故朱子著《伊洛渊源录》一编，备载其师友之所讲明传授，与其见于言行政事之间，所以著明其上承孔孟之统，下启关、闽之传，其亦《论》《孟》终篇所序之意与。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无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按理说，这一点也是吕大临所撰《行状》最应当明确交代而且也最有资格交待说明的，但吕大临前后两稿所共同提到的却只有一个弃，至于张载究竟弃了什么，吕大临始终没有明确点出来。至于吕大临所谓张载面对二程之学便尽弃其学一说，因为当时就遭到了程颐无是事的断然否定与无忌惮的明确批评。

而定稿则改为乃尽弃异学，淳如也。祁宽是尹焞的弟子，而在祁宽所记的《和靖（尹焞字）语录》中，居然又出现了如下说法：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10]，听从甚众。

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而在尹焞记语中，则张载似乎就是专门到京城来参加《周易》的擂台比赛的。

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除了这两次相会，张载与程颢之间基本上没有从容论学的机会。在《二程集》中，此条属于祁宽所记的《尹和靖语》，如果此条真属于尹和靖语，则此人的人品就大可值得怀疑。

[20]、之所以认为朱子的哲学体系是一种本体宇宙论的体系，关键在于他是以无形即所谓形而上的天理诠释并补充了周敦颐的太极而不是相反。[23]、程颐：《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8页。这样看来，要澄清张载与二程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必须通过他们本人的说法。[28]显然，吕祖谦的这一回答，实际上是含蓄地表达了他对朱子这一作法的不认可，所以束景南先生总结说：其后直至朱熹卒，《伊洛渊源录》未能修订完稿[29]，甚至，就连朱熹自己也不得不表示：当时编辑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

现代人虽然不再相信张载从学于二程一说，但关于道学的传授谱系，却又无法提出一种真实可靠的说法。其史实发生于1056年，而其第一次提出则出现于1079年张载弟子吕大临所撰写的《横渠先生行状》，其具体说法则是张、程论学——共语道学之要，并且很快就遭到程颐无是事的明确否定与无忌惮的批评。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可以说是张载之学在当时还颇具影响的表现。[30]、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04页。

而当吕大临叙述这一事件时，则当时张载已经去世，而二程则分别为四十六、七岁。 摘要：张载与二程的京师论《易》可以说是两宋道学史中的一个大公案，从一定程度上说，道学所谓濂、洛、关、闽的谱系与排序也就建立在张、程京师论《易》及其传说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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